【晏山农专文】其实,他就是文坛的马英九──诗人余光中之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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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晏山农专文】其实,他就是文坛的马英九──诗人余光中之死余光中发表于《文星》的评论〈儒家鸵鸟的钱穆〉。(晏山农提供)

N年(至少20年起跳)前,曾窝在图书馆查询乡土文学资料,刚好左近陈列着《文星》杂誌,既来之当然得入宝山一窥,儘管是陈年旧酒,闻之却醇厚浓郁、乐在其中。其中有篇文章〈儒家鸵鸟的钱穆〉(80期,十四卷二期),作者痛斥「钱穆先生是一只典型的儒家鸵鸟。他站在大英国旗的阴影里,梦想着古中国的光荣。他只看见西方的太空人,看不见(或者不承认他看见)西方也有他们的『圣人』,也有他们的苏格拉底和耶稣。他只看见西方的机械,却没有看见西方的民主和自由」。由于我极端厌弃钱穆这类的国粹派文人,所以此文让我澎湃激昂不已。此文作者是谁呢?余光中是也!

那是1964年6月的文章,余光中正值文思正盛的36岁峰期,而他在《文星》写过不少潮味的犀利文章(总计他在《文星》发表的诗、散文凡66篇),显见他亦是西化派的前锋战将,难怪他对咀嚼中国旧文化,以管窥天下的钱穆是何其不屑。钱穆一生是始终如一的「反潮流」人物,是捍护中华文化的唐吉诃德。当年的西化青年击鼓而攻之,一点都不意外,可,为何昔日之芳草,今竟成萧艾!?这个大问号远大于〈狼来了〉所留的污渍,盈绕我心久久不解。

 

据说,梁实秋如是讚赏余光中:「右手写诗,左手写散文,成就之高,一时无两。」先不问服不服气,余光中于台湾的新诗、散文确实影响深远。

若说多数人畏新诗如攀高山登百岳,那幺余光中的新诗就是造梯设栈道,他的诗清浅易晓,是不少人入门的启蒙源头,其后杨弦、李泰祥都将余光中的诗改编为民歌传唱,诗歌一体、体用相符。祇是跃过小溪后,多数诗人宁取险峻路,不愿耽玩于溪沙之地。而晚年的余光中诗品已是江河日下,徒留1972年的〈乡愁〉盈载了剩余价值,让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大玩统战游戏。唯一不变的是,他的诗作投稿各报副刊,循例是原稿直接照相作版,而非另行打字,祇因他的字迹端正、娟秀,视为艺术品不为过。

倒是余光中的散文让多数人更为认肯。余光中提出弹性、密度、质料、速度四理论,对修辞、意象语及结构都勇于实验,使其在当代散文领域立了一席之地。余光中散文恬淡中富幽默品味,这似乎和他投入梵谷研究和翻译王尔德有关,于是文字有画、字里行间隽永成趣。

 

余光中当然文才横溢,但说他是「诗坛祭酒」(颜元叔语)、「文坛第一人」(陈芳明语)则是讚誉太过了。朱宥勋在〈有没有「诗坛祭酒」的八卦?〉一文,指出「毫无疑问,余光中就是一位深受官方热爱并且也热爱官方的作家。」所以教科书会频频选用他的文章(当年我上国中,国文课本就有余光中的〈鹅銮鼻〉一诗,但此诗绝非良品佳货),他的曝光率高于所有文人,烙在人们脑中的品牌印象自然鲜明。不过,要达成如此的「成就」,若非自身善于掌握风向、勇于上擂台挑战,是难以克奏肤功。

余光中先是参与了1972至74年的「现代诗论战」,热战中他就将唐文标言论与是时的中国文革连在一块,认为文革是「革古典文化的命」,而唐文标则「一笔勾销古典文学与现代」,一顶红帽子就往唐文标头上戴。不过,平心而论,当时唐文标的批判用语也太激、太不留情面,所以引发对手的情绪反弹也都可以理解。

余光中〈狼来了〉。(晏山农提供)

余光中扣唐文标红帽,其实是文人论战常有的举措,祇不过这也反映出余光中反共思想浓烈,以致对左倾思想极度排斥,就在「现代诗论战」余震未平,「乡土文学论战」接踵而来,于是余光中接续彭歌〈不谈人性,何有文学?〉之后,祭出〈狼来了〉一文,红帽子再度祭出,这不过是他前此论战的膝盖反射罢了!但两者就是不同。他扣唐文标红帽,可视为诗坛茶杯里的风暴,因为那没有援引到外力。但到了「乡土文学论战」,党国势力已然介入(彭歌的身份就是明证),余光中扣人红帽是有杀伤力的。

 

至于他是否还进一步写信给王昇状告陈映真,由于当事人俱往矣,这就成为《促转条例》通过后不能迴避的课题了。无论如何,余光中站在权势者一方,日后他在中山大学担任要职,岂会与他在「乡土文学论战」的表现无关?他的历史定位就此留下污渍。

余光中的行径让人忆及19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,好莱坞的大导演伊力.卡山(Elia Kazan)。曾两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,执导过《岸上风云》《慾望街车》和《伊甸园东》等经典大片的伊力.卡山,1952年被传唤到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」(House Un-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)作证时,就供出好莱坞里的共党分子名单,致使这些人立遭失业、破产的浩劫,伊力.卡山的抓耙仔行径成为好莱坞永远的痛。1999年奥斯卡颁给他终身成就奖,会场上有近半数影业人员不鼓掌、手抱胸,表达他们对伊力.卡山的憎恨。固然无人能否认伊力.卡山的电影成就,但他的抓耙仔行径就是让人不齿。

除了〈狼来了〉残留的历史污渍外,再回到上头我的疑惑:何以一个敢捋钱穆虎鬚的西化派,到了晚年竟摇身一变,成为中华旧文化的捍卫者?是遭钱穆附身了吗?我试由「同情的理解」角度,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、文评家安诺德(Matthew Arnold)的思想,对映余光中的变与不变。

 

作为文化守成主义旗手的安诺德,对于当时英国社会的三个阶级(贵族、中产阶级、劳工)都极不满,贵族怠惰不进步,中产阶级是市儈之辈,劳工无产阶级则是群氓(Populace),三者造成英国的文化无政府主义状态,因而他着重于文化、教育,并诉诸国家力量的强大、介入,他认为「国家最能代表国民健全理智的力量,因而也最具有统治资格,在形势需要时,最能当之无愧地对我们全体行使权威。」安诺德是柏克(Edmund Burke)保守思惟的承继者,他认为「文化」是「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之最完美的表达」,他是站在帝国尖塔为抵御文化失序的守护人。

以此对照余光中,早年的他儘管是积极的西化派,大量引介西洋文学、艺术,甚至民谣、摇滚都广纳包容;但那是戒严锁国的年代,整个社会呈现出有序但贫弱的黑白色调,余光中是在这等政经情势下试图填入有限的养分,让黑白绽放彩色、让中华文化继续茁壮而已。他不似全面西化的李敖,而是国民党开明专制的拥护者。然而70年代的「现代诗论战」和「乡土文学论战」,让他嗅到红色左翼味,所以他更而保守右倾,以反共之名力挺党国体制;到了80年代,一方面是资本消费主义的全面横流,一方面是华夏想像崩解,本土意识抬头,于是昔日的西化派就此全面转向守旧主义。

但和安诺德异同的是,安诺德并未依附王权、政治势力,他是以文化贵族身分投入文化、教育的改革洪流,其自主性是相对清楚;反之,余光中从来就是党国之子,他是党国体制的模範生:学经历完整傲人、仙风道骨有长者之风、字迹工整娟秀、为人谦沖幽默,但为维护党国体制,对异己绝不手软。而这样的特质彷彿又像一个人:帅气的外表、优雅的谈吐、学经历完整、字体纤细漂亮;但同样的,为忠于党国,乐于充当波士顿街头摄影员,尽情猎取异议者的身影。对,这是马英九!两人神似之处太多,祇因他们都是党国体制的宠儿和捍护者。

 

余光中一生写过太多政治阿谀诗,蒋经国逝世时他写了〈送别〉。为此李敖补上「悲哀的马屁,臭臭的马屁,为你而拍;悲哀的新诗,无耻的新诗,为你而写;亲爱的朋友,辛苦的领袖,慢慢地走,快了我跟不上,因为我是你的狗。」更不用谈2011年底总统大选前夕,他为歌咏周美青所写的〈某夫人画像〉,其惊世骇俗大概可与郭沫若讚誉史达林(〈我向你高呼万岁〉)、毛泽东(〈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〉)相提并论。

余光中为歌咏周美青所写的〈某夫人画像〉,他的字迹端正、娟秀,视为艺术品不为过。(晏山农提供)

当然也不能不提Bumbler的翻译争议。2012年《经济学人》刊载一文Ma the bumbler,多数人译为笨蛋、笨伯,唯独余光中解为「大巧若拙、大智若愚、愚公移山」,一时舆论哗然,马屁精之讥不胫而走。然依我看,马屁固有之,但显然余光中眼中的马英九是他揽镜自照的同一影像,那是顾影自怜的心理投射。放到党国框架来看,余光中就是文坛的马英九、马邦伯。

儒家文人的劣习就是「习得文武艺,贷与帝王家」,旧时依附皇权,今则攀沿党国。所以他歌颂蒋经国、推崇周美青,也都是从党国眼光哀怜领袖的不再,以及写真党国夫人的晚霞夕照。祇因余光中就是中华民国美学的最后残余,剥落褪色非常严重,所以他必须不断涂抹点脂才能撑起一丝丝风华,但愈是加添外挂,更显党国的摇摇欲坠,以及没了党国辅翼的余光中,就是那幺孱弱瘦小。

党国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再生产,让个祇具祕书长材质的马英九坐上大位,致使台湾摇撼不已;也是这一利维坦框架,让个诗文距峰顶尚有一些距离的浪潮儿被捧为诗坛祭酒、文学中心。而今诗人驾鹤西归,除了乡愁之音覆颂不辍,狼嚎之声恐也让人永誌不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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